十多年来，我走过许多乡村，令人最为叹息的不是乡村的经济没有令人满意的发展，而是乡村文化的衰败。道理很简单，曾经的乡村文化，繁荣过，如今却一下子衰败到不见踪影的地步。到处是麻将声，是纸牌桌。男女老少，一年到头，最热心的是“小来来”。不能一概视之为赌博，有点彩头，似乎也不必如临大敌。问题在于，除了麻将与纸牌之外，还有什么方式，补偿、娱乐农村农民的文化生活？连饭都吃不饱的时代，乡村的文化生活，却比大米、麦面多得多。别的地方，我孤陋寡闻，但我自小生长的东浦村，我是知道有着丰富的文化生活的。形式大抵如斯：村里有剧团，一年到头都要排演几台大戏，四时八节都有上演；每个月村里最少都要放一场电影；农闲时分，走村蹿庄的说书人、马戏团都来为农民增添点乐趣；五一、国庆、春节，村里都要组织周边的几十个村的篮球队，搞几场竞标赛……每逢那个时候，周围村上的农民，都要涌进东浦村来，村前容得下几千人的篮球场，拥挤到水泄不通的地步。小商小贩在外围放满了小摊子，看客们剥着瓜子、啃着甘蔗、喝着茶、抽着香烟，随着情景，大声喊好，或者开怀大笑……那个时刻，还真有点“山中无甲子，寒尽不知年”的世外桃园之感。无庸讳言，孩提时代所遇的丰富的文化生活，对我以后热爱文学创作，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。

　　我生长的时代，正值文化革命的时代，村里的剧团，所演的大都是“样板戏”。有整台的《红灯记》《智取威虎山》，还有一些折子戏，那个影响，在脑子里永远都抹不掉。对于“样板戏”，在不作政治事件评价上来说，它对京剧的普及所起的作用，是如今所有的宣传力度，达不到的。也是政治，才有那种能耐，集中全中国最好的编剧、导演、演员、美工、音乐……总之是当时中国超一流的戏剧人才，集此大成。对于“样板戏”，后来的评说不等，但我不能认同的是把它诋毁到一无是处。它的影响力，在南京长江大桥之上，可以说是中国戏剧界的奇迹。糟粕与精华，总该分得清楚一些，对待任何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历史事件，都应该理性的看待。泼污水，是不该连孩子也一起泼掉的。

　　小时候所记忆的那些农村文化生活，总是那么鲜活，那么生动。

　　当然，如今再回东浦村，是没有乡村剧团了，即便是夜里听到在村里闲散而走的人，哼唱着《空城计》，也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了。好在近几年，东浦村的篮球队又恢复了起来，过年过节，又开始与周边村庄的农民打邀请比赛了。除此之外，所有季节之中，东浦村农民劳动之余的生活，如同全国各地的农村的农民一样，也就是在桌子上麻将、纸牌……偶尔回到东浦村，走在村中的路上，或拐进一条条巷子之中，闭上眼睛，凭借记忆行走，耳际骤然能有一些昔日的农民演员的唱腔传进耳朵里；会有乡村行走说书人惊堂木的拍打声……

　　为了寻找对乡村农民文化的痕迹，我寻到我的族兄吕怀成先生，与之交谈，打听东浦村原先具体的文化印痕。吕怀成先生是一位热心人，1931年9月生于东浦村，1952年毕业于金坛师范学校。1992年退休于金坛市第四中学。今年也是78岁高龄了。他自喻从小受东浦村朴实的村风、民风、浓郁的文风（村上有吹拉弹敲的丝弦锣鼓及爱唱京剧的农民票友）熏陶，喜爱上了民乐。长期以来在工作之余，特别在退休以后，写出了许多反映农村题材的民风民俗方面的文章。刊载于金坛文史资料及一些地方报刊上。能像吕怀成先生这样热心于农村文化挖掘的人，我很少能看见。吕怀成先生自谦为“不成大器”“只是个人爱好与消遣而已”，但我不这么看，根据记忆，吕怀成先生所留下来的文字，对当今农村文化建设是一笔财富。

　　东浦村上人嘴里说的大戏，便是当今的国粹——京剧。在吕怀成先生的记忆里，东浦村的农民1949年之前最爱看的，就是大戏。吕怀成先生在与我交谈之后，给了我一篇有关东浦村农民与大戏的文章，吕怀成先生的文章对曾经的农村文化活动，作了如下的叙述：

　　四周十里八村赶集场出庙会唱大戏，总少不了东浦人的观看。只要看个痛快，看个过瘾，晚上跑个十里二十里不在话下。有的还要日场连晚场，有的还要看个“两头红”（通宵戏）。唱戏的不拆台，东浦人不离开。故东浦人爱看京戏是方圆数十里出了名的。京戏看多了，很多人就会哼上几句，唱上几段《甘露寺》、《借东风》，还有《空城计》、《打严嵩》。加上东浦村上曾有过民间乐队，丝弦锣鼓，弹弹拉拉、敲敲打打的爱好者很多。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东浦村就出了个京胡手吕茂林，这给人们唱京剧有了文武场的基础。京剧博大精深，农民平时拉拉唱唱只能说是乡下锣鼓乡下敲，乡下狮子乡下跳，自娱自乐玩玩而已，上不了台盘，登不上大雅之堂。

　　事有凑巧，到了1951年秋，经指前镇一些京剧爱好者的介绍，东浦村来了一位唱京剧者，此人姓陆名艺，三十多岁，中等身材，扬州江都人氏，从小爱唱京剧，后下海进入当地京剧团唱小生，有丰富的京剧专业知识。后又参加了国民党军队。1949年金坛解放时脱离军队，流落在指前、指前一带，结婚生子，“安家扎根”，在东浦村一露锋芒：能唱能拉，能打能敲（武场），能演能导。生旦净丑，样样在行。还能刻一手好钢板字。一来到东浦村，大人小孩皆欢迎。

　　解放初期，农民文化娱乐生活贫乏，大家决定请陆艺来教唱京剧。零打零敲没意思，要唱就唱个大戏。适溧阳绸缪镇有一孙德喜京剧草台班停唱解散，全副描龙锈凤古装行头袍服及台口闲置搁放，人去台空，行头压箱底。大家一研究，凑点百家钱，你家出一点，他家拿一点，三文不值二文，还真的买回来了。有了教师教，有了袍服穿，又到金坛文化馆选来了《仇深似海》、《九件衣》剧本，村上人就真的学开了。
　
　　拿惯了锄头钉耙的手，唱惯了野腔野调的戏，农民一下子要规规矩矩、有板有眼的唱京剧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从道白到唱腔，从台步到动作，从身段到表情，都要和文武场默契地配合。再说年龄有的是二三十岁，有的已是四五十岁。陆艺老师不厌其烦，耐心地一句一句地教唱，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教做。生旦净丑，文武兼备。他样样拿得起。

　　师傅请进门，学艺在自身，大家学得高兴，唱得有劲。农忙务农，农闲练唱。冬日晚上，村会堂里汽灯一亮，台上排练的，台下观看的，热闹非凡。为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，搞好土地改革，打倒封建地主，1952年新春佳节，《仇深似海》、《九件衣》两出（两场）大戏在本村公开登台演出（每场约2小时）。演出前还要锣鼓打个闹台，再加演几个抗美援朝等时装小节目，增强演出氛围。后又排练了古装京剧《打严嵩》。每次演出，陆艺老师既是舞台总监，有时还要做鼓师、琴师、化妆师，忙上忙下，忙出忙进。当然，东浦农民也没亏待他，大家凑起钱粮给他作微薄报酬，每天轮流供饭。虽然当时农民生活艰苦，但总将他奉为上宾。晚上排练结束，所供夜点心（夜宵），团糕面饼、馄饨饺子，会吃得花色不同样。大家都知道：东浦村男人平时口头哼唱的西皮慢板“嘉靖年，坐江山，风调雨顺……”、女人哼唱的二黄原板“夜已深，更鼓响……”的优美唱腔都是陆艺老师教唱给大家带来的佳音。

　　一场唱红场场红。自1952年春节开始，东浦农民唱的大戏除常到邻近十里八村农村演唱，还曾到溧阳县别桥镇戏院、竹箦镇戏院唱过。汽灯一亮，观众满场。台上演得认真，唱腔婉转动听，表情丰富入神；台下鸦雀无声。只要热情来请，演出不计报酬，只是招待晚餐一顿，演出后再吃点夜宵点心。故受到许多农民朋友的好评。1953年春节后，陆艺老师为了生计，离开了东浦村。打那以后，有好多年春节，东浦人仍自己演出这几出古装京剧，群众还真的百看不厌。50年代末，陆艺老师所在的江都县京剧团来临近别桥戏院演出，东浦人还特地热情邀他来作客，共叙旧情。

　　东浦农民唱大戏，这已是解放初期的往事。是京剧给东浦人带来了欢乐，带来了丝丝生气。夏日夜晚，在村前篮球场上，在德劳河西边，数张长凳一摆，京胡一拉，月琴一弹，人们总会放开嗓子唱上数段，赶走一天的劳动疲劳，放松一下愉快心情，抒发一下对和平生活的热爱，引来了许多人的聆听。据笔者回忆，当时演唱者有主角青衣花旦虞美英，男老旦吕开华，须生吕文英，花脸吕汉生，小丑虞田忠，司鼓吕永炳，京胡滕正裕、吕敖洪等人。

　　时光流逝，有些京剧票友已经作古。2002年春，笔者曾相约金坛城里一些家具票友前往东浦村怀古寻访唱京戏。琴师滕正裕、须生吕文英还拉唱了一段西皮慢板《打严嵩》。2007年国庆节金坛一些票友再次为东浦群众送去京剧时，这两位老者又已去世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东浦村农民爱唱大戏，已成为现今村上人茶余饭后的美事佳话，是老一辈人为后人播下了京剧的种子。

　　不知何故，吕怀成先生对上世纪七十年代东浦村农民排演现代京剧，也就是样板戏，没有做文字上的收集与整理。根据我的记忆，以及在村上做的调查，我寻访了当时参加演出的一些人，他们扮演了样板戏中的重要角色。曾担任过书记、乡工业公司经理的吕余炳先生扮演了《智取威虎山》中的少剑波；教师虞殿洪先生扮演了《智取威虎山》里的杨子荣；当过第六生产对会计的吕正美先生扮演《智取威虎山》里的李勇奇；《红灯记》里李铁梅的扮演者吕息珍女士、鸠山的扮演者滕正方先生……这几位当年热衷于唱大戏的人，最小的也已经是56岁的人了，生活都还不错。后来我采访了当年李铁梅的扮演者吕息珍女士，她是一名很有戏剧天赋的人，16岁开始参加《智取威虎山》的演出，饰“小常宝”一角色，后来成了《红灯记》中李铁梅的扮演者，到28岁出嫁，一直活跃在乡村的舞台上。身段、嗓子，在当时都是一流的，没有人不赞叹她是个好料子，也曾有数家专业剧团想把她挖走，碍于她家的成份。吕息珍的父亲吕邦金先生，当年从皖南出来，就是新四军的一位连长，在溧阳塘马与日、伪一战中，由于吕邦金先生是当地人，凭借地形熟，作战经验丰富，带着自己率领的一个连队，迂回绕出了日伪军的包围圈，几乎没有战争减员。但此战役后，吕邦金先生不知出于何故，没有渡江北上，陈毅元帅曾做他的工作，劝说其北上，他居然没有答应；后来在新四军、国军、日伪军三方纠集的东浦村，吕邦金先生出任了国民党政府的乡长；1949年前夕，村上一位在外读书人劝说其去台湾，吕邦金先生也没有为之所动。在他的心目里，当新四军是打日本鬼子，为国民党政府当乡长，也是要打日本鬼子。也正是这段乡长的历史，吕邦金先生也就成了“历史反革命”，等到家人觉得吕邦金先生实在冤枉，为之奔波之时，吕邦金先生已是九十多岁高龄了。地方政府倒是觉得吕邦金先生自身的叙述应该值得尊重，惟一的要求就是要寻找到三位当时的证人。吕邦金先生自己都九十多岁了，还能到哪里去找呢？从小练就一身好武功，一生多舛，在沧桑世事之中，把自己的生命一直坚守了102年，方辞世而去。

　　吕息珍女士，再也没有当年的惊艳，但说到曾经岁月里的戏剧人生，感叹颇多。若不是家庭成份阻止了她的命运，她就不会一直翘首等待去专业剧团的机会，28岁才完婚嫁；也不会成为嫁到山区做一辈子农民。当然现如今的吕息珍女士有现如今的幸福，只不过多少还是为曾经的不可能而失去可能的希望，而无奈。

　　这是我所知道的东浦村农民文化，给特定人物的命运，染上色彩的个案。

　　在我的记忆里，扮演《红灯记》中李玉和这个角色的人，是虞殿洪先生的弟弟，在当时公社的农具厂上班，三十多岁就患病去世了；在戏中扮演李奶奶一角色的，是常州下放知情名叫高大娥……

　　文化的存在与活跃，在农村不仅仅丰富人的生活，更为重要的是在文化活动之中，带给人生活的意义，生活的希望。人生没有假如。假如吕息珍女士不是家庭成份的阻挡，成为专业剧团的京剧演员，她的生活轨迹就另当别论，可能也大红大紫一把；再回来说，一些城市的专业京剧团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，全部解散了。若是吕息珍女士在那条路上走不远的话，也就是解散剧团中的一分子。

　　我想问吕息珍女士讨要一张当年的剧照，遗憾的是一张也没有。那个贫穷的年月里，拍张照片是要跑到县城里才能实现的愿望。也不仅仅是路程，还有金钱。问题是在食不果腹年代里，怎么可能有拍照存念的意识？

　　由吕息珍女士想去专业剧团成为一名专业演员的愿望，而想到我自己的经历。我就是在东浦村的那些说书人的惊堂木中，对故事感了兴趣；东浦村的古老传说、古老建筑对我产生了影响，使我产生了有那么一天，要把看到的、听到的东西写下来的愿望，可能那就是将来想做一名作家的理想雏形吧。

　　乡村文化对人的熏陶，无法量化，但依稀又是可以量化的。从吕怀成先生对东浦村农民文化的开展，到吕息珍女士自身参与文化活动，到我自己得益乡村文化，可以窥视的是乡村文化所营造的生态环境。